哈貝馬斯:一位思想家的畫像

德國哲學家斯蒂芬·穆勒-多姆在法蘭克福師從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因此,他對于爾根·哈貝馬斯這位與阿多諾交往甚密、恩怨糾葛的學界同仁極感興趣。

《于爾根·哈貝馬斯傳: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著,劉風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版,98.00元。

德國哲學家斯蒂芬·穆勒-多姆在法蘭克福師從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因此,他對于爾根·哈貝馬斯這位與阿多諾交往甚密、恩怨糾葛的學界同仁極感興趣。這部《于爾根·哈貝馬斯傳: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嘗試從總體上描述哈貝馬斯的理論及其發展,輕筆略寫傳主的個人生活,主要是一部作品評傳和思想傳記。

1929年,哈貝馬斯出生在德國西部杜塞爾多夫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以后見之明的眼光回望這個時間點,1929意味著哈貝馬斯將從屬于一個特殊的代際群體,從1929年到1945年,這代德國青少年延續著基于歐陸生活方式的有教養的傳統模式,直到這場騙局的驀然掀開,他們注定從此背負沉重的債務,清理物質和精神的廢墟,努力重建德國。

作者有關哈貝馬斯私人生活的敘述大部分集中在他的童年。哈貝馬斯天生腭裂,先天的缺陷卻仿佛更加突出地讓他覺察語言與交往的重要性,這是他一生治學的基石。哈貝馬斯父親在納粹的機構里做事,少年于爾根也曾經是希特勒青年團的一員。直到德意志第三帝國垮臺以及緊接著的紐倫堡審判,在暴露的真相面前,哈貝馬斯大受震動,深深反思,對自己以及德國民族的罪責進行拷問。從此之后他將時刻懷抱對歷史的憂慮,他將用他的哲學構建“世界公民”的體系,他將不斷地批判與自我批判,并積極參與現實的社會政治活動。

這段經歷決定性地影響了哈貝馬斯的哲學基本理念,包括他與其他哲學家的關系。大學時期,哈貝馬斯沉浸于馬丁·海德格爾的著作,作為偉大哲學家的海德格爾與作為納粹政治鼓吹者的海德格爾,兩者的分裂促使哈貝馬斯思考海德格爾學說的缺陷,并促使他把哲學問題和政治問題聯系起來。從海德格爾那里,哈貝馬斯看到了政治事件、政治環境對哲學思想的重大影響,質疑的種子播撒在他的內心。可以說,在經歷了對納粹宣揚的狂熱的民族主義的反思,經歷了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德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人才,以哈貝馬斯為代表,不再留戀純學術的象牙塔,他們熱切地關注現實政治,同時又以哲學為武器批判現實。

哈貝馬斯是一位綜合型學者,是一個不斷吸收意見、不斷自我調整的思想家,也是一個不斷研判局勢、不斷活用理論的觀察家。這部傳記把哈貝馬斯置于對話者的原點位置,圍繞他的身周交織了一張輻射的大網,一方面表現系統的構建,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動態的靈活。傳記描述哈貝馬斯對馬克思、費希特、謝林等人的批判性吸收,他與同時代學者高質量的激烈論辯,他在媒體上縱談時事的公共知識分子形象,這些都被放置在歐洲知識界和特定時代的歷史語境里。

哈貝馬斯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糾結關系,根源也在于此。1956-1958年,哈貝馬斯作為阿多諾的助手,在法蘭克福的社會研究院工作,他開始考察并批判經驗的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他精研盧卡奇等人為代表的黑格爾派的馬克思主義和韋伯派的馬克思主義,并與歐洲的政治生活聯系探討。這導致了研究院院長霍克海默的反感。哈貝馬斯離開了研究所,幾年后返回任教,然后成為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領導者。

社會運動在哈貝馬斯的哲學系統和政治理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面對1960年代風起云涌的革命化思潮,尤其是在1968年,哈貝馬斯所秉持的既支持左翼又反對暴力的態度,被批評為自相矛盾的脆弱做法。在那以后,哈貝馬斯一度成為輿論公敵,但他仍以《合法性危機》(1975)等論著,堅持“尋求共識的論證”。1977年被稱為“德國之秋”,這一年發生連環刺殺事件,恐怖氣氛彌漫。哈貝馬斯決心打破幾年的沉默。他與激進分子松特海默等人展開論戰。在1980年代,隨著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影響的擴展,以及國際體系日益成為一個主要的討論焦點,哈貝馬斯開始系統處理國際政治問題。他主張“國際法的憲政化”,推動歐盟一體化,批評者認為他注重描述憲政民主的契約論概念而忽視特定實踐的細節,是過于理想化的愿景。哈貝馬斯還經常出現在報紙、周刊、電視上,在充滿火藥味的各處“戰場”,發表他對德國統一、歐盟事務、海灣戰爭、科索沃局勢、“9·11”事件、伊拉克戰爭等的看法。這些言論給他帶來了贊譽,也帶來了惡名,哈貝馬斯未必就是政治正確的一方,但他總是站在前面。

哈貝馬斯的著述數量驚人,涵蓋領域也非常廣泛,作者概括,其理論最重要的節點和基本概念有:言語行動理論、有效性基礎概念、以相互理解為取向的行動與有效性基礎的結合,及由此產生的“三個世界”理論。即:作為實際事態存在的客觀世界、人際關系得到合法調解的社會世界,以及行動主體自身可經歷和感受的主觀世界。所有交往參與者共享的生活世界構成了交往行動者所依賴的日常生活信念和確定性所構成的背景。在哈貝馬斯的學術生涯里,《交往行為理論》(1981)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這部作品是哈貝馬斯從1960年代以來對于現代西方社會分析的理論研究的成果,哈貝馬斯在該書的第一版序言中闡述,交往行為理論是一種實際關懷,是一種試圖明確其批判尺度的社會理論的開端。這種理論在政治領域里的運用,實際上是倡導世界主義的民主商談倫理,探討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商談解決問題、達成一致的可能。

哈貝馬斯在公眾的場域,聚焦公眾視線的關注,逐步完善理論和現象的融合,通過不斷豐富和深拓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哈貝馬斯對他的批評者逐一作出了回答。哈貝馬斯就像一根藤,從他這兒牽引一群20世紀重要哲學家,也能從他這兒發散許多理論,他揭示了構成一切交往行為的語言主體的有效性要求,在一次訪談里,他將之歸納為:真實,正確,真誠。在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時代,交往似乎非常簡單,鋪天蓋地的信息和迅捷的網絡隨時傳播我們的言論,然而,相互理解求同存異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哈貝馬斯說:“只有在多元性聲音中,理性的統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哈貝馬斯自始至終所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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